10月21日，在2026外滩年会上，一场名为“劳动力重塑：何处安放人类？”的圆桌讨论聚焦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。参与讨论的有葡萄牙央行原行长、财政部原部长Mário CENTENO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业、劳动和社会事务部代理主任Mark PEARSON，以及国际劳工组织首席宏观经济学家Ekkehard ERNST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都阳主持。
与会者的一个共识是：从宏观数据看，AI尚未造成大规模就业冲击，但招聘端、青年就业、收入分配等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，制度准备的紧迫性在上升。
蔡昉提出，本轮AI冲击与历史上两次技术冲击不同——前两次虽经历阵痛，最终都创造了大量新岗位，而AI从相对高端的岗位开始替代，被替代者只能向下流动，可能导致劳动生产率逆势下降、收入恶化。他强调，应对AI的就业影响不能寄望于技术自我修正，需要政府干预以及包括金融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。他还提到，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遵循“J字形”路径，在生产率尚未提高时劳动替代可能已经发生，劳动力市场等不起。
Mário CENTENO认为，传统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主要冲击低技能劳动者，而本轮AI革命首当其冲的是高技能群体。大规模岗位置换可能扩大收入差距，AI还催生原子化的劳动力市场，劳动者趋于分散孤立，难以形成集体议价力量。
Mark PEARSON引用经合组织今年6月至8月面向14个国家、8000家雇主及数万名员工的调研：在已应用AI的企业中，仅11%表示缩减了用工规模，其中因AI裁员的占9%，即在所有应用AI的雇主中约1%至2%确实因AI减少了岗位。
Ekkehard ERNST则指出，本轮技术红利第一次被少数公司占有，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很难被市场竞争自发消解；一些国家还面临“过早丧失产业升级空间”的风险。他提到，调研显示引入AI时提供培训的企业中，89%的员工表示生产率提高，未提供培训的企业中这一比例为69%，但实际只有约一半引入AI的雇主提供了培训。
💬 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