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27日，老刑警们在研讨室里讨论案情 受访者供图
每个月都有新警察、实习生、外地的民警来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公安局参观，他们对这间办公室里坐着的一群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刑警感到好奇。
57岁的陈跃通领着他们，从一面墙的左边讲起。那里挂着10个经典案例：他曾用银行ATM机上半秒钟的视频，找到一起凶杀案的嫌疑人；还有一个凶手作案后失禁，他推测凶手从事的职业痔疮多发，在现场的垃圾桶里翻出一张带血的厕纸，只花32小时就锁定嫌疑人。
这个曾经掌握着全县最新刑事技术的人，把更多的讲解时间留给了墙的右边。那里挂着3个教训案件，其中两个是他去现场勘查的。
经典与遗憾，被挂在同一面墙上。墙的中间，是8起还没侦破的命案，最久远的一起，发生在27年前。照片旁边写着一句话：“老刑警的牵挂，新刑警怎么办？”
2024年6月，宁海县公安局成立“老刑警工作室”，没有编制，没有报酬，7位从事刑事侦查工作超过30年的退休老刑警，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到了公安局。
工作室的楼下是物证管理中心，保存着15万件物证，由两台机器人负责取送。最早的物证来自1991年一起已侦破的刑事案件，保留着死者的血样DNA和一把尖刀。陈跃通站在实验室门前说，“现在的新技术，我都不会了。”
陈跃通把自己走过的弯路讲给后来人听。
2005年，一起强奸杀人案，凶手用砖头砸死者的头，手受了伤。陈跃通勘察现场，把“凶手手上有伤”告诉侦查员，又补了一句：按行凶的行动轨迹分析，大概率伤的是右手。
侦查员排查时摸到了凶手，可他们只看了右手，凶手伤的是左手，人被筛了出去。陈跃通说，一个两三天能破的案子，拖了8年才破获。“要是我当时说得模糊一点，只说手受伤了，”陈跃通现在仍十分愧疚，“是不是案件就能更早破掉，凶手能更早落网？”
最初要成立“老刑警工作室”时，陈跃通心里直打鼓。宁海县公安局的领导说，“老刑警是一座富矿”。可这座矿怎么挖，没有先例，陈跃通心里没底。
不理解的声音也不少：刑事案件在降，命案在降，犯罪形态天天在变；过去抓人，一个人就去了，现在要戴执法记录仪，办案程序越来越细；网络犯罪已占到犯罪总数的三分之一。这群退下来的老刑警，还能干什么？
宁海县公安局副局长骆昌定是刑警出身。他的想法很简单：让老刑警和年轻民警多交流，把记忆和工作笔记留下。20多年前的积案，有些资料不全，有个交流平台，或许能让新老民警擦出火花。
骆昌定说，要把破得漂亮的案子挂出来，侦查有失误的案子也挂出来，“要允许有瑕疵，才有警示作用”。
还有一个教训案例，像一块石头，压在陈跃通心里25年。1998年，宁海一所中学校门口的小卖店，店主被杀。陈跃通负责勘察现场。“勘察现场要蹲着看、趴着看，”他说，“像放电影一样，把凶手的行动轨迹在脑子里过一遍。”
除了一枚指纹，现场再没留下什么证据。侦查员在附近的旅馆住了半年，把每一届毕业生、附近的外地民工，几千人，走访了一遍，始终没有找到凶手。
陈跃通把这枚指纹放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，每隔一个月，他放到大数据系统里比对一次。
2023年，这枚指纹终于比中。凶手是那所中学的毕业生，当年就被划进了排查范围，但村干部帮助侦查员排查时，觉得那只是个孩子，身高不够，自作主张把他筛了出去。
死者的儿子来送锦旗，和陈跃通年纪相仿，头发全白了，见到老刑警，扑通跪下来。死者的儿子说，父亲被杀后一年，母亲也抑郁自杀了。一个案子，两条命。
陈跃通把这个案子当成教训，讲给后来人听。他提醒年轻民警，排查时，不要忽略一个高中生，个头蹿得有多快。
那是压在陈跃通心里最后一块“石头”。破案当天的晚饭上，这位不善言辞的技术员说了一句难得的“大话”：“我现场主勘的命案，都破了！”
报考警校前，陈跃通对警察这个工作一无所知，只想着考学跳出农门，拿到城镇户口。穿上警服那天，他和几个同学跑去照相馆拍照，觉得给家人争了光。前辈带着他勘察现场，教他指纹技术。用马蹄镜学画一枚指纹，他要画三四个小时，近着看，远着看，眯着看，不断变换视角。
他干活细。一起冬天的抢劫案，他在床单上找到半枚血鞋印，看不清鞋码，就跑遍全县的鞋店，在一个小地摊上找到了同款。摊主说，这种鞋只卖出5双，都是年轻人买的。鞋印上有个制鞋时留下的微小气泡，他用这个气泡找到了案犯。
案子越难破，陈跃通越往里钻，连睡觉前都在想案子，他还学化学、物理和自然知识，细致到火灾现场不同物件的燃点。
2008年，宁海县一年发生18起命案。他连轴转，半年没睡过一个好觉。那年，他确诊肝癌晚期。他去上海做肝移植，手术费40万元，公安局发动全局捐款。陈跃通说：“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宁海公安局给的。”
如今，陈跃通拿到的奖状证书摞起来能有一米高。辅警许倩茜发现，陈跃通爱钻研，修车，修办公室的智能门锁。一台电脑跟了他十几年，公安局要给他换新的，陈跃通说快退休了，省一点，自己拆开修。
他自称要当老刑警工作室的“门卫”。“不是只有自己没破的案子才在意，”陈跃通说，“所有未破的案子我都在意。”
7月29日，娄小平指导新民警 受访者供图
老刑警工作室成立半年后，一起积案有了突破口。
1999年，一辆长途大巴驶进宁海县桑洲岭隧道时，后排一对夫妻的争吵声越来越大，丈夫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，朝妻子扎了5刀。大巴顿时乱了，司机报警，丈夫趁车没停稳，拉开车门跳了出去，从此与家人、家乡、亲友断了联系。妻子经抢救，活了下来。
娄小平一直惦记着这个案子。他是负责重案的侦查员，常年天南海北地追凶，熟悉老式作案手法和传统摸排技巧。每一年，他都去这位丈夫的亲人家中走访。有一年，他发现屋里多了一封台湾来的信。他想，人莫非逃去了台湾？排查之后，不是。
这位消失的丈夫的照片和身份信息留在系统里。娄小平也老了，患上了糖尿病。他明显感到，过去20年，重案在变少，“不那么忙是好事，说明治安变好了。”
数据印证他的感受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工作报告，1999年至2019年，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6.2万人降至6万人，年均下降4.8%；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比从45.4%降至21.3%。
这个趋势延续至今。公安部通报，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2.8%，是本世纪以来的最低点；现行命案破案率99.9%，为历史新高。
2024年11月，一次常态化走访中，有群众闲聊时提起：那位消失的丈夫可能在长白山一带。退二线后，娄小平已经两年没追凶，“哪里有一点破案的希望，我就要去追。”
他带着当年的老照片，和年轻民警出发了。一行5人，围着长白山，一个县一个县地筛查、比对、走访。
长白山的冬天，零下二三十摄氏度。娄小平临时买了棉裤。他的腿有伤，2019年办一起黑社会案件、抓捕嫌疑人时断了一根骨头，手术固定过，“不能大力跳跃，走路平衡也受影响。”
20多天过去，还是没有结果。娄小平回忆，那种可能有希望、也可能没希望的不确定感，最熬人。他打电话给陈跃通，那头说：继续排查，别灰心。
前方侦查追凶，后方技术研判。刑侦大队办案从来都是团队作战。1998年一起抢劫出租车、杀死司机的案子，陈跃通在现场车窗外提取到一枚指纹。但出租车每天载客，这枚指纹是乘客的，还是凶手的？刑侦大队内部争论了许多年。
案发一年后，凶手在其他地区犯案，指纹捺印入库，却始终和这起案件的现场指纹对不上：录入指纹时，指纹的纹型归类选错了。直到2014年公安部组织全国命案指纹比对，才命中。
